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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经济自由度排行榜”告诉了我们些什么?brbr

时间:2019-12-02 04:35  作者:admin  来源:未知  查看:  

  让我们来看看由于“经济自由度”的差异,我们的地球村都发生了些什么:去年全球经济最自由的国家和地区,人均年收入为23000美元,在全球经济中等自由的国家和地区,人均收入为11500多美元,在全球经济最不自由的国家和地区,人均收入为3500美元。

  而我们的人均年收入尚不到1000美元,才刚刚为最贫穷的,全球经济最不自由的国家和地区人均收入的1/4。

  “经济自由度”的差异在告诉我们,我们为什么贫穷。这难道不足以让我们高度关注,并知耻而后勇吗?2003年8月,美国传统基金会与《华尔街日报》近期公布的,一年一度的《2002年世界经济自由指数》新鲜出炉,该报告显示,中国香港连续第8年被评为“世界经济自由度最高的地区”,新加坡和新西兰分别位居第2位和第3位。

  经济自由度评选标准是根据50个变量进行分析的,这些变量包括银行与金融、资本流动与外国投资、政府财政承担、贸易政策、薪酬与价格、政府经济干预程度、产权、监管及黑市活动等因素。

  报告指出,进行评级的156个国家和地区中,有73个国家和地区提高了公民经济自由度,然而却有53个国家和地区施加了新的限制。其中,以亚太区的进步最大,但北美洲和欧洲,仍有较多地方位居自由经济体前列。

  调查显示,中国香港、新加坡、新西兰及澳大利亚再次进入前十名,而老挝、缅甸、越南、土库曼斯坦、乌兹别克斯坦及朝鲜,依然是经济限制最多的地区。

  对2002年“经济自由度排行榜”的关注,首先是香港继2000年、2001年后,2003年再次蝉联“世界上经济最自由的国家和地区”榜首,它表明了自97回归后,中国政府对香港的“一国两制”、“港人治港”等一系列政策,是完全正确的。

  “回归”六年以来,尽管这六年当中发生了许多事情,这六年的渡过并不平静,香港的经济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亚洲金融风暴的袭击,这场风暴几乎摧毁了香港周边所有(除了中国)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的正常发展和正常秩序,跌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的深渊。但香港经济仍保持了繁荣和稳定,香港“自由港”的地位不可动遥香港仍然是世界金融和贸易的中心,亚洲王冠上的一颗明珠,“购物者的天堂”。

  对于香港再次蝉联“全球最佳”一事,“美国传统基金会”的国际贸易与经济中心主任奥得里斯科尔评价说,那是因为“香港的经济非常开放,政府的运作成本很低,政府很少对经济进行干预,货币政策稳定,对外国投资非常开放,金融系统也非常开放,严格保护私人财产。”

  对于香港回归后的变化,奥得里斯科尔评价说,“香港经济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,因此它的‘经济自由度’仍然保持在很高的程度上。”

  让我们再看看由于“经济自由度”的差异,我们的地球村都发生了些什么:去年全球经济最自由的国家和地区,人均收入为23000美元,在全球经济中等自由的国家和地区,人均收入为11500多美元,在全球经济最不自由的国家和地区人均收入为3500美元。

  而我们的人均年收入尚不到1000美元,才刚刚为最贫穷的,占全球经济最不自由的国家和地区人均收入的1/4。

  对于制定这样一个排行榜,奥得里斯科尔解释说,“我们通过制定,并定期公布‘经济自由度排行榜’,以促进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,促进世界经济的繁荣,以及人们生活的富裕。”

  “经济自由度”的差异在告诉我们,我们为什么贫穷。这难道不足以让我们高度关注,并知耻而后勇吗?中国的“经济自由度”为什么排名靠后?尽管改革开放二十年多来,为提高我们的“经济自由度”,我们做了许多工作,(也许我们是不自觉的)我们做得很努力,很有成绩,我们的“经济自由度”也的确有了很大的提高,这也才使我们没有出现在“全球经济最不自由的国家和地区前十名”的名单中。可第127名的位置,也还是使我的感到沉重和不安。

  奥得里斯科尔对中国的排名127位解释说:“他们在保护产权上,在司法制度方面,仍然没有建立起健全的法治,他们的规章制度对经济仍然进行过多的干预,他们的银行和金融体制仍然存在很多问题,他们的外贸政策和外资政策也存在着很多限制。”

  现实的情况是,经过20多年的改革,尽管中国还在许多经济领域,保留着许多计划经济的痕迹,但从总体上说,中国已经是基本上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。并作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而成为WTO的正式成员国,更加积极地融入经济全球化,参与国际竞争。

  从“社会总产值流量构成加权”市场化、“投入要素价格几何加权”市场化、“三次产业构成加权”市场化、“GNP构成综合加权”市场化、“市场参数简单平均”市场化这五个角度测算的,2002年中国经济总体市场化程度分别为62.5%、62.8%、64.9%、61.1%和68.0%。

  一般认为,市场化程度在15%以下为非市场经济,市场化在10%-30%为弱市场经济,市场化在30%-50%为转轨中期市场经济,市场化在50%-65%为转轨后期市场经济,市场化在65%-80%为欠发达市场经济或相对成熟市场经济,市场化在80%以上为发达市场经济或成熟市场经济。

  综合起来看,发达国家的市场化程度约为80%-90%,市场经济已经比较成熟;我国则刚从转轨中期迈进转轨后期市场经济阶段。

  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大方向、大趋势上可以肯定,2005年以后,我国市场化进程必然会进一步加快;2010年以后,我国市场化程度可以达到80%以上,转轨改革的任务基本完成;在2020年左右,可以跻身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之列。

  《经济自由度指数》报告认为,我国的外贸政策保护性非常高,其他如资本流动、金融、司法和政府干预等方面的自由度不高。

  《世界经济自由度报告》认为,我国货币政策方面成绩较好,分值为8.5,但政府直接参与生产和分配的程度过高,该项指标值只有2.0,这降低了我国经济自由度的总体指数值。

  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自由度的差距还比较大。与其他一些大国,如巴西、印度相比,我国的指数值基本上是领先的。有些转轨国家的经济自由度的位次在我国之前,有些国家,包括一些实行过“休克疗法”的国家,位次排在我国之后。我国的位次处于不断提升的趋势之中。

  “经济自由度指数”由多达50种不同的影响经济发展的重大因素所组成,这就像世界杯足球赛赛场上,环绕着赛场的不同角度的50台摄像机,在严密地监视着比赛的公平公正,并严密地监视着裁判的执法。

  “美国传统基金会”的国际贸易与经济中心主任奥得里斯科尔,在就“2002年经济自由度排行榜”一事,接受采访时指出,在衡量一个国家的“经济自由度”时,在诸多的指标中,最重要的是:产权,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程度,法治,司法机构独立于行政机构,以及行政机构的效率和问题,政府的规模,以及对物价干涉的程度,还有,经济的开放程度。

  这50种不同的影响经济发展的重大因素可归纳为10大类:首先是银行与金融,资本流通与外国投资、货币政策、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程度、工资与物价、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、产权制度、贸易政策、规章制度与黑市活动……等。

  然后按各个国家在这些方面的情况打分,情况最好的打1分,情况最不好的打5分,于是得分最多的情况最糟,而得分最少的情况最好。在计算出总分后,再加以平均,便诞生了“经济自由度指数”排行榜。

  如果就保护“私有财产”的法律环境问题,我们用战略的目光来通览全球,我们会发现,在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,那些富裕程度最高的国家,其对“私有财产”保护的程度也越高,越完善。相反,那些在世界上经济最不发达的国家,那些最贫穷的国家,其对“私有财产”保护的程度也是最低的国家。

  回顾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历史,不也是如此吗?前不久,中国景气监测中心会同中央电视台《中国财经报道》栏目组,对北京、上海、广州三大城市700位市民作了《关于在宪法中增加‘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’条款》的问卷调查,结果显示:93%的受访者赞同修宪,保护公民私有财产,仅有7%的受访者表示反对。

  全国工商联在提案中指出,随着改革深化,中国已出现了个体户、企业主、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,“他们都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”。

  据统计,中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累积了大量私有财产。截至2002年底,在国民经济比重中,私有经济已占到33%,而工业增加值每年的60%是由私有经济提供的。这笔财富涉及的群体规模是:150多万户中国企业及其2000多万从业人员;3000多万户个体工商户及其从业人员6000多万人。?

  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问题是从88“修宪”,93“修宪”,和99“修宪”的三次“修宪”,自82年版的《宪法》颁布之日的二十年间,这是年年次次都提的议案,一次比一次提得越迫切,一次比一次提得更强烈,一次次留给委员们的却都是遗憾和失落。可以断定,这个提案还会一届又一届地提下去。

  2002年12月,从全国传来振奋人心的好消息,中国正在制定新的一部规模庞大的《民法通则》,将全面建立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、可操作性很强的法律体系。

  我们经常可以从各级领导或管理人员嘴里听到这句话,从许多新闻媒体上看到或听到这句话,听得耳朵根子都发烫。这句话在我们的《新经济流行语词典》中红火了很一阵子了。似乎过剩经济这种局面的形成,是由于在投资的宏观上失控所造成的,果真如此吗?

  如果这一说法是对的,那么我们岂不是又要回到“一个萝卜一个坑”的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吗?如果真是“一个萝卜一个坑”,那么激活市尝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还能存在吗?

  在许多发达国家,在“经济自由度”较高的国家,一个投资项目居然需要“行政审批”,不要说这种作法,甚至这种程序都是不可思议的。在在“经济自由度”较高的国家,一个投资项目所需要的仅仅只是去“登记注册”而已。审批唯一后果仅仅是加强现有企业的垄断地位,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,增加权力的途径而已。

  在他们看来,市场的竞争就已构成了对投资的强大约束,又何需再加上权力的制约?这岂不是六个指头抓痒,多这一道子吗?这岂不是无事生非吗?

  我们成天在说,要加快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,可当市场经济向我们走来的时候,我们却在死命地抗拒市场经济的逼近。

  二十年前,国家几乎垄断了有关国民经济一切重要的、不重要的,多达几百万种的物资生产、销售、流通的所有环节,一切都在统购统销的大一统计划经济的大循环中流动。

  这种呆滞、僵化的经济模式,所造成的是这样的恶果:1955年,占世界人口十分之一的中国,国民生产总值尚占世界生产总值的4.7%,而25年后,占世界人口总数已增加到1/5的中国,国民生产总值所占份额不但没有提高,反而从4.7%跌到了2.5%!到2002年,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,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的比重,才重返4.1%。

  对此我们能不痛心疾首吗?排斥了市场竞争、优胜劣汰和价值规律的经济模式,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危害。

  只要我们在哪里一打破垄断,哪里就会万马奔腾,如千帆竞发。而哪里垄断依旧,哪里就会是死水一潭,举步维艰。

  2002年,中国继电信业的打破垄断之后,又在航空、黄金、电力等行业实施了重大的改革和重组,在打破垄断上走出了重要的一步。

  用“经济自由度”的标尺来检验我们的经济法制环境,我们可以发现那么多的格格不入的失误,就像中国队冲入世界杯决赛圈后,我们才能看到我们的球队那样弱小和稚嫩。我们处在世界杯决赛圈参赛的32支队的第31名。

  中国内地社会价值观与竞争的适应性,已经由2001年的7.067分提高到7.94分,基本接近美国、新加坡的水平,这表明中国的社会价值观已经逐步适应了竞争和市场化的要求。社会观念较为成功的转型,显示了中国未来市场化进程的趋势。

  还有,在社会对经济波动的适应性这个指标上,在156个国家和地区中,无一达到“良”,只有澳大利亚进入“中”,即7分~8分,达到6分~7分的,只有包括中国在内的13个国家和地区。这说明中国在建立社会保障体制、减少经济波动对就业和人民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等方面,已取得了不小的市场化成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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